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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何处,文学就在何处 ——访作家黄传会

来源:中国作家网 | 丛子钰  2019年09月30日07:47

黄传会(右一)在贫困山区采访

黄传会是新中国同龄人,他1949年出生于浙江省苍南县矾山镇,这里因为盛产明矾,被称为“世界矾都”。父亲1966年病故,母亲将清贫如水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先后将自己含辛茹苦养育大的5个儿子全送进部队,充分展示了一个普通母亲的家国情怀。黄传会的家也成了小镇上的“军人之家”。

20岁,黄传会应征入伍,到福建连江黄岐半岛成为了一名炮兵,隔海相望便是蒋介石军队驻守的马祖列岛,前线时局剑拔弩张。黄传会说,“当时我在连队当文书,那时候年轻,有激情,诗歌、散文、小说,比如《高高昂起的炮口》《哨兵》等,还有说唱小节目,好人好事表扬稿等,什么都写。开始习作就发表在连队黑板报上,后来给《人民海军》投稿,记得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高高的石阶路》,在《人民海军》报上发了一整版。”

1972年,黄传会得到连队推荐,成为了南开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工农兵学员。3年半的大学生活,收获最大的是读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也为以后的专业创作打下了基础。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福建前线老连队当指挥排排长。1977年,海军政治部创作室恢复,急需补充年轻人,28岁的黄传会再次被命运选中,从福建调到北京,成为一名专业文学创作员。

“当时海政创作室实力雄厚,名家集聚。有写过长篇小说《水下阳光》的王恺,写过《水手长的故事》《灯塔风雨》的高原,后来还有写过《甲午风云》《巴山夜雨》《傲雷一兰》的叶楠。在他们面前,我是一位文学新兵,虚心向老前辈学习。高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散文《灯塔风雨》,非常有影响。他告诉我,为了写这篇散文,他把东海的灯塔站都访遍了。那时候交通不便,去海上灯塔站非常不容易。这给予我很大的影响和启发,这些老作家教我如何面对生活、深入生活。”

1990年代以后,黄传会开始专攻报告文学。他下决心把万里海疆所有有海军驻守的岛屿都跑一遍,之后从旅顺口,到烟台、青岛、上海吴淞口,浙江舟山群岛,福建沿海,广东汕头,海南榆林,一直到西沙群岛,他基本上都跑遍了。海岛的生活是寂寞的,他提到旅顺口外有一个叫圆岛的小岛,岛子很小,上面有海军一个观通站。岛上没有土,干部战士利用出差探家的机会,带回了一袋袋一箱箱的土,填筑了一小块一小块的梯田,种上了菜蔬,被称为“一把土精神”。

“我还去过河北兴城外面的小海山岛,那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靶场,上面只有一名守岛战士名叫蔡德咏,他一个人在那里默默坚守了10年。孤岛十春秋,有多少汗水与枯寂?我在岛上待了3天就有些受不了了,可他一待10年。后来我写了篇短篇小说《设有靶标的小岛》,八一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电影《天涯并不遥远》。”

海军是个多兵种军种,包括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岸防部队,还有观通雷达部队等,执行各种任务,生活丰富多彩。跟随驱逐舰巡逻海疆,跟随潜艇在水下远航,跟随破冰船到黄海破冰,这些都是文学创作的富矿,为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有一次,跟随北海舰队的一艘潜艇在水下航行了8天,在那个不见阳光、呼吸的是再生空气的狭窄空间里,黄传会感受到了什么是忠于祖国、什么是奉献精神。

长期在海军工作、生活,必定会思考这支军队的历史。中国海军历史,从清末北洋海军成军算起,经民国海军,到新中国人民海军,三个历史阶段,近100年。黄传会与创作室战友张帆合作,十年磨一剑,创作出了中国海军三部曲:《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逆海——中华民国海军纪实》《雄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纪实》,百年历史,百万字长卷,百余次悲壮海战,百余位英烈人物,用报告文学笔法记录、展现了中国海军的发展历程。黄传会谈到创作这3部作品的不易和对他本人的震撼时说到:“写这部作品最深刻的感悟就是使命担当,中国海军历史是一部悲壮艰辛的历史,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反抗外强入侵,为了复兴中华,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屈不挠,英勇奋斗,是应该载入史册的。特别是《雄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纪实》,记录了从1949年人民海军诞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海军培养起来的作家,应该有责任担当的气魄,应该有高度的敬业精神,要耐得起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同时还要投入最丰沛的情感。这期间的酸甜苦辣,只有作者自己才能体会,不说别的,光浩如烟海的资料,我们的阅读量就是以千万字计算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必须有理想信念,如果没有精神支柱,就会失去生命力,如同没有灵魂。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在书写历史,同时也在书写精神。”

黄传会在为海军修史立传的创作中,认为“一头一尾”是重中之重,海军的“一头”是指初创时期的五年,这5年是人民海军70年历史进程中打基础的5年,是关键时期,是出精神力量的5年。“一尾”是指最近10年,这10年是人民海军跨越发展时期,有了环球航行,有了亚丁湾护航,有了航空母舰,大长了军威国威。《中国海军:1949—1955》,写的就是“一头”的故事,黄传会用近半年的时间,扎入海军档案馆。每天一上班就进馆,下班最后一个离馆,翻阅了大量史料,把初创时期的电报文件都通读了,收集了大量创作素材。然后,到海军的一些干休所去采访健在的老海军,请这些亲历者口述活的历史。历经3年,终于完稿。海军初创时期产生了许多人民海军的宝贵精神,比如,艰苦创业、勇于牺牲吃苦耐劳、一往无前,这些今天依然“活”在海军部队中的精神,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并被逐步发扬光大,成了人民海军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黄传会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社会民生题材,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教育子女调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等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接触希望工程这个题材的机缘要追溯到1990年,团中央成立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旨在救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当时,全国贫困地区每年有五六百万的孩子因为家庭贫穷而失学、辍学,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救助工程。很巧,实施这一工程的秘书长是他的温州老乡徐永光。他对黄传会说:“写写我们希望工程吧,贫困地区还有那么多的孩子上不起学,你们作家应该为这些苦孩子呼吁呼吁!”当时黄传会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吧? ”春节刚过,他就走进了离北京不过一二百公里的太行山区。在那些低矮的土房里,很多孩子因为交不起每学期一二十元的学杂费而被阻隔在校门之外。接着,黄传会开始了一次艰难的采访,从太行山到大别山,又从大西南到大西北,足迹抵达7个省(区)的20多个贫困县,写出了《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这部作品。他在书中写了广西平果县汤那屯5个失学女孩的悲凉故事,后来,这个小山村收到了26万元爱心善款。村里用这笔钱盖起了一座希望小学,修起了一段公路,架起了几公里的输电线,彻底改变了山村面貌。村民们感激地说,是北京的一位海军作家,使山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黄传会听到后感到十分欣慰。

对报告文学文体,黄传会有自己的认识。他说,报告文学是种非常独特的文体,首先它必须是真实的,它不能像小说那样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去虚构、去编造、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在真实的前提下,创作出有思想性灵魂和艺术性气质的精品力作,的确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是需要下苦功夫和硬功夫的。选题本身就是对作家“文学综合实力”的第一轮考验。每个时代,总是存在一些让人们最为焦虑和痛苦的问题。这种包含着时代重大问题的题材,可以称之为“时代的迫切性题材”。新时期以来,像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柯岩的《船长》、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袁厚春的《百万大裁军》等,都是“时代的迫切性题材”。与这些题材相关的人物与事件,不仅严重而普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甚至改变了历史的前行方向。

此外,黄传会坚信“报告文学是走出来的”,必须扎扎实实深入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剧烈的变迁之中,波澜壮阔,泥沙俱下,这种“剧烈的变迁”,对于作家来说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只要作家真正贴近生活,便会发觉生活本身就是文学,就如同博尔赫斯说的那样:“现实远比虚构更为神奇”。

报告文学曾经是记录时代最直接、快捷的方式,但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微信、博客、视频的利用,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空前的畅通,这对报告文学创作是一种严峻的挑战。黄传会认为,面对时代带给报告文学的难题,作家应该积极面对。

“报告文学不同于新闻写作,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必须见思想高度、深度,还必须有艺术感染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而这两者又必须靠文学手法来实现。因此,我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看得特别重。报告文学不必跟新闻抢时间,恰恰是等新闻‘热闹’过去以后,报告文学可以向‘广度’和‘深度’进发。”

面对波澜壮阔的新时代,黄传会的选择依然是迈开双脚,走进生活。他说,时代在前进,报告文学作家要有紧迫感,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体现一名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和担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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