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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2019年第10期|杨义堂:泰山做证(节选)

来源:《人民文学》2019年第10期 | 杨义堂  2019年09月29日07:55

泰山岩岩,巍峨壮观,层峦叠嶂,气象万千!

泰山,这座耸立在山东中部的雄伟山脉,不仅是齐鲁大地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在各种困难面前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精神象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个科研机构,成立于泰山脚下,专门消灭肉眼看不见的微小寄生虫。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在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下,伴随着新中国七十年的伟大历程,一代又一代的科研工作者在艰苦的环境里埋头苦干、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创造了以省为单位在全国率先基本消灭黑热病、丝虫病、疟疾三大寄生虫病的奇迹,为中国率先基本消灭三大寄生虫病提供了经验,也和世界分享了防治三大寄生虫病的成就。

二○一九年夏天,我来到泰山脚下的山东泰安市范镇孙家埠东村原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黑热病防治总所旧址,寻访那些遗留的老院子,听村里的老人们追忆新中国第一代寄生虫病防治专家在这里治疗黑热病的故事。当年的患病儿童,如今已是白发苍苍,子孙满堂。

我也来到位于泰山之阳、运河之滨的济宁市,走进现在的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曾经享誉全国的三位老所长王兆俊、仲崇祜、程义亮都已去世,他们的黑白照片已经微微泛黄,子女也都天各一方。在现代化的科研大楼里,我聆听着跟随他们一起工作的专家们讲述当年“送瘟神”的感人故事。

我的思绪一次次跨越了岁月的长河,翻过泰山上的云朵,飞回当年科研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一起防治黑热病、丝虫病、疟疾三大寄生虫病的火热年代里。

送走黑热病“瘟神”

从泰山向东走大约四十公里,有一个叫孙家埠东村的小村庄。一九五○年初夏,麦子快要成熟的时节,村西的官道上走来一群人。最前面的那个人穿着白色裤褂,背着一个红十字药箱,他个子不高,面色白皙,大背头,戴着金边眼镜,风度翩翩。在他身后,跟着一群穿黄军装的军人。

一行人来到村口,村干部们已经在迎接他们了。

一位同行的人介绍说:“这是从国外回来的大专家王兆俊教授,专门看黑热病的。你们村里的黑热病人,都叫来吧。”

王兆俊摆摆手说:“不用叫来,我到病人家里去就行。”

他们来到一户人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躺在床上,裹着破棉被,身体十分消瘦。掀开被子,发现他的肚子鼓得很大。

王兆俊轻轻按按孩子的肚子,说:“这就是典型的黑热病啊,已经是晚期了。你看,脸色已经变黑了。”

孩子的娘哭着说:“俺孩的这病还能治好吗?”

王兆俊斩钉截铁地说:“能,一定能治好!”

村干部说:“我们这一带得这种大肚子病的可多了,都说‘大肚子病缠了身,阎王拴着脚后跟’,‘得了大肚子病,十患九人死’。要是有救,那您就是菩萨转世啊!”

王兆俊对身边穿军装的干部们说:“咱们的黑热病防治总所不是要找地方吗?我看就在这里吧。”

一位干部说:“还是设在济南吧,毕竟是大城市,交通各方面都方便一些。”

王兆俊仿佛没有听见。

他们走出村民家,来到街上。这时候,听说部队的大专家来了,村里得病的人都扶老携幼赶来,让王兆俊给看病。就连邻乡邻村的人也都来了,角峪乡郗家官庄的王昌俊老汉听亲戚说了消息,拉着大的、抱着小的,带着五个得病的孩子蹚过牟汶河,也来到孙家埠东村,请求给孩子看病。

王兆俊给生病的孩子一一检查完,他对干部们说:“我们黑热病防治总所就选在这里!这里生病的百姓最多,对于我们是有些不方便,但是,百姓们看病方便,我们了解病人的情况也方便。”

一位干部说:“王教授,您将来就是第一任所长了,您是否再考虑一下?”

王兆俊摆摆手,生气地说:“没得考虑!我离开美国回中国,卫生部要我去北京、上海,我都没去,就想到黑热病的疫区。这里就是疫区啊,我就要在这里工作。”

一九五○年五月初的一天,还属于军事管理机构的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黑热病防治总所,就在刚从海外回来的国际知名黑热病防治专家王兆俊的坚持下,在泰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孙家埠东村成立了。

王兆俊是江苏苏州人,一九一一年出生于中医家庭,一九二九年考取中央大学医学院,一九三四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医学士。大学毕业后,他留在上海当医生。淞沪战役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租界,他不愿为敌伪做事,毅然辞职,回苏州老家开设诊所谋生。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受聘到安徽省立医院任院长。一九四八年春,王兆俊通过中央大学申报世界卫生组织的奖学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攻读寄生虫病学。在著名寄生虫病专家布朗教授的指导下,他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完成全部学业,取得公共卫生硕士学位。

为了进一步掌握国际上寄生虫病防治研究的新技术,他又到美国中央卫生研究院短期进修。当时老师和同学劝他留在美国工作,但他看到祖国刚刚结束战乱,百废待兴,人民急需医疗救助,就一一婉言谢绝。在归国途中,他取道意大利、希腊、以色列、埃及、印度等国进行考察学习。当时意大利的专家正在研究使用DDT杀灭蚊虫和白蛉,用于控制疟疾和黑热病。王兆俊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学习,阅读著作和论文,查看各种白蛉标本。他还到印度加尔各答的公共卫生研究院学习黑热病的免疫诊断和治疗技术。王兆俊在黑热病等寄生虫病的防治研究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名望,台湾中央大学希望他能够尽快去台湾。

一九四九年底,王兆俊冲破各种阻挠,经香港辗转回到了北京。一下飞机,他就受到卫生部的热烈欢迎。卫生部让他到国内的高校任教,京、津、沪、穗等大城市任他选择。

王兆俊出国之前已经结婚生子,妻子是他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同学,他去美国之后,妻子从上海来到湖北武汉工作。丈夫回国了,她也盼望他回到武汉,全家团聚。王兆俊给妻子写信:“黑热病主要在北方农村,我不能跟你去武汉。”

他知道山东省黑热病最为严重,便来到山东省从事黑热病的防治研究。

王兆俊制定了防治黑热病的初步规划,带队到黑热病发病最高的地区进行防治试点,在泰山脚下筹备成立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黑热病防治总所,担任所长。卫生部也因为他的原因,指定这个所为全国黑热病防治研究指导中心。从此,王兆俊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山东和各黑热病流行省区的防治研究事业中。

为了掌握黑热病流行情况,他带领防疫人员深入各个疫区。没有汽车,他就背着药箱步行,挨村逐户查访病人,经常一天走五六十里路。当时农村的条件很差,他与大家一起住农民的茅屋,没有办公室和实验室,他就把村里的小庙改造成实验室和门诊部。患者多,他白天看病做实验,晚上点上煤油灯,在灯下整理调研材料。泰山南北、胶东半岛、淮海平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过去,诊断黑热病的方法是通过胸骨穿刺来检查骨髓血,可是由于胸骨靠近心脏,胸骨穿刺很容易刺破心脏和动脉血管,危及病人的生命。王兆俊和同事们反复试验,终于在大腿根部的髂骨上找到最合适的抽骨髓血的办法,检出的原虫阳性率不低于胸骨穿刺,而且安全可靠。他将这一方法在全国推广使用,大大降低了医疗事故的发生。

经过两年的检查摸排,查明当时山东省所有的一百三十五个县区均有黑热病流行,特别是黄河以南、运河两岸和半岛地区最为严重。山东全省约有二十多万例病人,占全国总患病人数的三分之一还要多。在淮河以北的苏北、皖北地区,还有黑热病人十五万多人。

当时,治疗黑热病的药有三价锑和五价锑两种针剂。三价锑毒性很大,对心脏、肝脏等多个身体器官有损伤,而五价锑毒性很小,效果好,但是只有从英国进口的针剂,价格昂贵,打一针就是一千九百斤小米的价格,一般人根本治不起。王兆俊就和山东新华药厂的技术人员一起试制五价锑针剂。

在试制过程中,王兆俊承担临床试验工作。他再次深入到泰安、临朐等各个疫区,认真搜集病人打针后的反应情况,不断提出改进意见,逐步增加针剂中锑的含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制成每毫升含锑一百毫克的浓缩水溶剂。他使用这种针剂试治了一千五百名病人,证明其作用快、疗效高、毒性小,一种中国自己生产的黑热病特效药——斯锑黑克终于诞生了,中国从此结束了治疗黑热病药物依靠进口的历史。

王兆俊并没有满足,他又摸索大规模治愈黑热病的办法。经过无数次的测验,证明用六天六针的治疗办法,对病人进行静脉或肌肉注射斯锑黑克,一至三个疗程,治愈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效果不亚于英国进口的五价锑。而且使用方便、价格低廉、安全可靠,为在农村大规模开展黑热病治疗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卫生部经过专家论证,决定在全国推广这种斯锑黑克针剂,而且由国家出资,对黑热病人全部免费进行注射,大大加速了中国黑热病防治工作的进程。

有了特效药,山东及周边的黑热病现症病人都得到了救治,王兆俊又开始了对黑热病传播媒介的研究。国外专家认为,犬类是黑热病的宿主,白蛉是黑热病的传播媒介。为了求证犬和黑热病之间的关系,王兆俊通过各级政府组织,大批捕捉犬,仅山东省就捕捉了三万多只。经过检查,凡是犬类得黑热病的村庄,人并没有传染,而人得黑热病的村庄,村里的犬却没有得这种病,证明山东的黑热病和犬没有必然的联系。

排除了犬的传染性之后,他又带领防治人员研究白蛉和黑热病的关系,发现中华白蛉分布最广,凡有黑热病的村庄都有它的存在,且数量的多寡与当地黑热病的流行程度成正比。应该在消灭白蛉上下功夫。

虽然国外有人曾经研究过白蛉,但中华白蛉的生态习性没有人研究过。王兆俊带领研究人员在旧屋、茅厕、猪圈里捕捉白蛉,深入研究中华白蛉的生态习性,经过五年多坚持不懈的研究,发现该蛉种于五月中下旬出现,八月绝迹,每年只有一代繁殖。成蛉白天在室内栖息,夜晚的活动范围多局限在住屋、畜舍和厕所。

他又与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合作,先后在泰安、淮阴、怀远等地进行现场灭蛉实验,证明在五月中下旬用DDT或六六六对全村进行一次室内喷洒,即可将白蛉消灭殆尽,且数年不再复生。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发现,治疗黑热病和消灭白蛉同时进行效果最好,在对病人治疗并同时进行灭蛉的村庄,四年内黑热病的患病率可降为零。而在仅治疗病人、不灭蛉的村庄,同期患病人数只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一,证明灭蛉对黑热病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于是,他又全力组织杀灭白蛉的工作。

来到山东以后,王兆俊就全身心地投入到黑热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中,几年间,他竟然一次也没有去武汉探望过妻儿。在妻子对他下最后通牒的时候,正是他封闭起来日夜研制斯锑黑克的日子,妻子得不到他的回复,决定和他离婚。

王兆俊收到妻子寄来的离婚协议书。他知道妻子是不可能来山东农村生活的,而自己也不再可能离开山东去武汉,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黑热病是在中国北方农村特别是山东最为严重的传染病,我哪里也不去,我要在泰山脚下扎下根。就是将来死了,烧成灰,也要撒在这泰山上。”他含着泪,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他把这种失去妻儿的痛苦埋在心里,没有告诉单位同事一声。

在防治黑热病的几年时间里,王兆俊这位从国外回来的享受部级待遇的大专家,长期在山东乡村生活。夏天的夜里,他不顾酷暑和蚊虫叮咬,在油灯下整理资料、撰写文章。冬天的早晨,他哈着寒气,和同事们一起走村串户,治疗病人。有时候在山路上遇到大雨,衣服被淋湿,也就只好穿着湿衣继续跋涉。由于不适应北方冬天寒冷的气候,他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可是,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忙着防治黑热病的工作,忙着编写《黑热病学》和各种讲义,忙着指导学员技术操作和临床实习,却总是不能抽出一点儿时间来,给自己治一治病,以至于病情逐渐加剧。到了后来,他走路时都一瘸一拐的,手也严重变形,很难握住一支钢笔了。

在王兆俊的研究和指导下,自一九五○年开始,山东省共治疗患者二十四万五千零四十三人,至一九五六年,山东于国内首先达到了基本消灭黑热病的标准。一九五六年,王兆俊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握住王兆俊的手,赞扬他消灭黑热病的功劳,希望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继续为消灭其他寄生虫病做出贡献。

一九五八年,经过卫生部专家验收,山东省黑热病患病率已降至十万分之三,基本消灭了黑热病,为全国树立了榜样。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一年,监测患病率又降至了十万分之零点零一,一九七一年以后未再发现新发黑热病人。黑热病这种危害严重的疾病在山东已被全部消灭。当时的条件下,在一个省的范围消灭一种疾病,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一种创举。

一九五九年,王兆俊这位新中国成立后义无反顾回到祖国怀抱并在艰苦岗位上做出显著成就的大科学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年,山东省在原来黑热病防治研究所和丝虫病防治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王兆俊担任了三十多年所长。他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寄生虫病防治先进个人等称号,是第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他先后被选为山东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政协常委。

二○○一年,九十岁的王兆俊病危期间,这位曾经经手过数亿元药品和物资的老所长,这位享受离休待遇、住院费全部报销的高级知识分子,却反复叮嘱身边的人,千万不要再为自己的病花钱了。他立下遗嘱,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在泰山上,好让自己继续守护为之奋斗的土地和人民群众。

在撒骨灰的那天,除了所里的干部职工,还有泰山脚下的百姓。角峪镇郗家官庄王昌俊家的五个儿女,当年都得了黑热病,经过王兆俊的亲自治疗,全部痊愈。如今,他们都已经有儿有女,全家二十多口人也一起赶来了,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扶着松树,都痛哭失声。

山风吹来,松涛阵阵,那山崖上挺立的青松翠柏,就是王兆俊和他的同事们为了消灭寄生虫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精神的见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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